91porn 在线 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原创作家是谁？
发布日期：2024-10-06 13:20 点击次数：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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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校歌于1939年7月公布，之后在联群众生中传唱。在联大期间，每年王人印制歌片发给腾达，在现有的歌片中，对歌词作家的签字有四种情况，1）无签字，2）罗庸作词，3）罗庸等作词，4）罗庸、冯友兰作词。1980年代初，冯友兰认定我方是歌词的独一作家，此后，就歌词作家问题有多篇著作伸开谋划。1987年，黄延复、张源潜的著作《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以下简称《制作经过》）论证校歌歌词作家为罗庸，此论断得到大陆学界的平常认同。2001年，台湾翟志成先生的著作《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家考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2001年第12月号，以下简称《作家考辨》）论证冯友兰才是校歌歌词的确切作家。2009年，岳南先生著文称《作家考辨》的“论断一时成为定案，学术界莫可驳之”。现将《作家考辨》的论断抄录于此：“本文用了四万多字的篇幅，从正反两个方面层层加以考述和论证，从而推翻了黄延复、张源潜的论断，含糊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解说了冯友兰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确切作家。慑服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解说。或者，应当更保守或更保障地说，在莫得更新的中枢材料的出现足以含糊本文立论之前，本文的论断，一经是通盘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家争论的定案了。”这几句论断使咱们感受到翟志成先生的勇气和自信，但是，《作家考辨》中中枢材料的自我认定，论证循序的内在间隙，平直影响了其所得论断正确性和委果性。本文从史实重建、史料认定、论证循序三方面进行谋划，论证罗庸为校歌歌词的原创作家。
一、联大校歌的创作偏执作家问题的历史回来
1938年7月，其时的栽种部敕令各校呈校歌、校训，西南联大常委会在10月6日方案竖立“校歌校训委员会”的编制，聘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请冯友兰任主席。10月30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朱自清在日志中记下，“通过罗（庸）的词，但未通过曲。”这是朱自清日志中首次提到校歌作家，但日志莫得记罗词的内容。11月24日委员会在冯宅开会，谋划校训和校歌，在朱自清的日志中抄有歌词《满江红》，莫得注作家姓名。这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把歌词《满江红》呈送联大常委会。申诉、歌词莫得个东谈主签字，均为冯友兰字迹。申诉的附件是《满江红》曲谱的油印件，也莫得词曲作家的名字。
1938年11月-12月，国立浙江大学（时在广西宜山）教师张清常收到校歌委员朱自清寄来的两首校歌歌词即《满江红》和现代体诗“西山苍苍”。张清常为《满江红》的谱曲。在寄给西南联大的五线谱谱本封面上写明：国立西南陆续大学校歌《满江红》，罗膺中先生词，张清常谱。
图1：张清常1938年谱写的《国立西南陆续大学校歌》曲谱首页
据朱自清日志，校歌的核定责任直到1939年6月再交运行。1939年6月14日朱自清日志是“下昼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接受冯的歌词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由马、杨、沈负责修正。”这天的委员会会议，除校歌委员出席外，尚有两位曲作家马约翰和沈有鼎列席，另外，还邀请了能干音乐的外文系老师杨业治作曲谱评审东谈主。在朱自清的这则日志中首次出现“冯的歌词”，但莫得录冯词的内容。
两个星期后的6月30日，朱自清日志记下：“三个委员痛快张的曲子，他们认为调子比歌词更紧迫。冯的歌词早为宇宙所接受。”再次提到“冯的歌词”，这无疑给校歌歌词作家的认定出了繁重，因为所接受的歌词是《满江红》。此日会议上决定向给联大常委会呈送通过的校歌。申诉由主席冯友兰具函，委员五东谈主签名；在所附的油印的简谱歌片上，原有“罗庸、冯芝生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制谱”字样。
图2 ：1939年6月30日校歌委员会上呈校歌歌片
1939年7月7日，《云南日报》刊登冯友兰的新体诗《拟国立西南陆续大学校歌——录作七七抗战二周年顾虑》，该诗改自“西山苍苍”。
1939年7月11日，联大常委会方案，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所拟校歌，即《满江红》。7月24日，联大常委会发布对于校歌的通知。
1939年7月28日张清常完成《献给国立西南陆续大学》组曲的创作，10月29日，冯友兰把该组曲曲谱呈给联大常委梅贻琦校长。在曲谱中《满江红》词的肇始处署罗膺中先生作，在“西山苍苍”肇始处署冯芝生先生作。首页上还有“谨呈 佩弦 一多师 恳乞赐正 学生张清常拜上”字样。
图3 ：1939年7月28日张清常谱写的《献给国立西南陆续大学》组曲首页局部
1946年联大终了前，张清常谱写《国立西南陆续大学进行曲》，有引、校歌词、勉词、凯歌词四个部分。
图4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陆续大学进行曲曲词》谱本封面
1967年3月1日台湾新竹版《清华学友通讯》新第19期刊登了《国立西南陆续大学进行曲》，篇首签字：“罗庸作校歌词，冯友兰作引及勉词、凯歌词，张清常作曲并诱惑”。并加编者注称，“此词系张奚之（1944）学友自好意思返台度假带来，经查（良钊）会长油印印发者”。
1968年7月5日冯友兰的布置材料说：“1939年联节略定校歌，常委会叫我草拟。我用《满江红》调写了一首词其中说……。稿子提到常委会，有东谈主认为款式太旧，不像校歌的款式，但终于通过了。通事后，我找玄学系老师沈有鼎作谱。谱成以后，就持重公布，成为联大校歌。国文系有个教员张清常，作了一个西南联猛进行曲谱，把校歌谱子也收进去。”
1980年上半年，在清华大学校史组责任的黄延复先生通过写信或走访方式与王力、冯友兰、郑天挺、张清常、施嘉炀、沈有鼎等先生议论，商量联大校歌作家问题。王力先生的恢复是：“《联大校歌》的作家，你们说是罗庸，林树永同道说是罗常培，我传奇是冯友兰，此事你们不错商量张清常，也不错商量冯友兰。”黄延复走访冯友兰先生时，冯说歌词应是他的作品，因为“其时联大常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不紧记另外录用过别东谈主，是以应该是我作的。”
Hongkongdoll 麻豆1980年6月19日黄延复给张清常写信商量联大校歌作家问题，张清常于7月10日覆信，提到1938岁首冬收到朱自清寄来的两份歌词，并注明《满江红》作家为罗庸，现代体诗《西山苍苍》作家为冯友兰。张清常只为《满江红》谱了曲，把歌谱寄给朱自清。张清常回忆说，“五线谱谱本封面上写明‘国立西南陆续大学校歌《满江红》，罗庸词，张清常曲’，简谱谱本写有：‘罗膺中制校歌《满江红》词，张清常廿七年十二月于广西宜山。’”之后，黄延复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查到张所说的五线谱曲谱，正如张所说，罗庸的名字写在歌谱的封面上。
1980年11月1日《北京晚报》刊登张清常文《西南联大校歌的作家》“西南联大校歌词作家是谁，当今众说纷纭。蒋（梦麟）、二罗（罗庸、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六东谈主被提到，冯本东谈主说是他作的。这写说法王人有一定原因，骨子上是罗庸作词”。
1980年11月23日《北京晚报》以《来函照录》款式刊登冯友兰的恢复文字，“委员会公推我握管写校歌，我遂写了这首《满江红》词。经委员剖释过，送常委会，上报栽种部。”
1981年4月《清华学友通讯》复3期刊登黄延复先生的《西南联大校歌考》，其中附有张清常《献给国立西南陆续大学》组曲曲谱首页的复印件。
1984年12月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出书，认定我方是校歌词作家。《三松堂自序》还说校歌评审阶段有三首歌词，辨别为冯友兰、马约翰及张清常所作。因校歌委员会从未对外搜集歌词，后两东谈主均不可能写校歌歌词而投入评审。是以在以此书的某些内容与史实不符。
1987年6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黄延复、张源潜的著作《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该文依据西南联大的档案材料和张清常的回忆著作，认为罗庸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确切作家。
1994年8月22日张清常复信给北京大学老师阴法鲁先生。阴法鲁先生寄给张清常的《西南联大校歌》油印歌片为罗庸的遗物。张的复信说，“大示及《西南联大校歌》单张收到。半个世纪零六年畴前，睹物如见故东谈主，曷胜感概！”“膺中先生遗物中这一份乃自后再印的，我未见过。”张清常辨别该歌片，认为应是每年发给腾达的那种，并说在北大、清华、南开的档案馆均有保存。但阴之所寄，张未见过。睹物念念东谈主，加之校歌作家的争论，令张清常心生无穷的感概。
2000年4月香港司徒华先生得到友东谈主从《西南联大学友通讯录》上剪下的歌片，其上印有：“罗庸等词，张清常曲”。司徒华先生还计算：大抵冯友兰是“等”东谈主中的一个罢。
2001年第12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发表台湾学者翟志成先生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家考辨》，该文认定冯友兰为歌词确切的作家。
2006年1月《张清常文集》第5卷出书，公开了从1980年到1986年张清常与黄延复和张源潜等东谈主对于联大校歌作家问题的通讯。
2006年第8期《书屋》发表张源潜的著作《西南陆续大学校歌歌词的作家究竟是谁?——从校歌制作进程中可找到谜底》，著作论证罗庸是校歌歌词作家。
2007年8月翟志成先生在《冯友兰学念念生命前传》一书中坚握认为冯友兰为歌词确切的作家。
2008年翟志成先生《现代中国玄学第一东谈主：五论冯友兰》一书出书，该书以《冯友兰与西南联大校歌》为题照录《作家考辨》一文。
2009年11月岳南先生在《博览群书》发表《破解西南联大校歌悬案》一文，认定冯友兰为歌词确切的作家。
2011年1月岳南先生在《南渡北归》（第二卷）赓续论证冯友兰为歌词确切的作家，而其材料大多取自翟志成先生的《作家考辨》，足见翟文的影响力。
期间的推移和新材料的公开，莫得让翟志成先生改变当初的不雅点，而《作家考辨》对学界所酿成的不良影响仍在漫延，咱们有必要对子大校歌歌词原创作家问题及《作家考辨》的验证循序作进一步谋划。
二、对《作家考辨》中几个问题的谋划
《作家考辨》所得论断的主要依据是冯友兰的回忆文字和朱自清的日志，而对黄延复、张源潜等东谈主取自档案的笔据取疏远的气派。是以，有必要对《作家考辨》避而不谈的问题进行探讨。
1）对于写有“罗庸、冯芝生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制谱”的歌片
据黄延复《西南联大校歌考》（《清华学友通讯》复第3期），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有1939年6月30日校歌委员会向给联大常委会呈送校歌的歌片。油印的简谱歌片上，原有“罗庸、冯芝生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制谱”字样。看过原件的黄延复先生说，“冯芝生”三个字先用红笔涂去了，然后又用墨笔把三个名字王人涂去了。上报给常委会的歌片签字虽经隐敝，但是仍可辨清原有签字。黄延复先生还判断，冯友兰参与了歌词的定稿，也就成为歌词的配合者，才有“冯芝生”的签字出当今油印歌片上。应该说，油印歌片印词曲作家的名字不会是某个具体责任者的个东谈主行为，而是校歌委员会提供的底稿上就是这么注明的。从一般情况分析，油印歌片当不单一张，一定有未涂去作家姓名的歌片留存在试唱者及具体责任主谈主员的手上，那上头的词作家是“罗庸、冯芝生”。尽管在《作家考辨》中也录此歌片的复印件，但对歌片两位作家名字的排序，文中莫得给出合理的解释。
从1938年年末张清常手写曲谱上词作家为罗庸一东谈主，到1939年6月试唱油印歌片上词作家为罗庸和冯友兰二东谈主，如果是张清常起原把签字搞错了，即冯友兰才是《满江红》的原创作家，那么，在这张油印歌片上冯友兰的名字就应该排在前边。
2）如何看待校歌曲作家张清常
《作家考辨》评论张清常，“不仅拿不出朱自清的原信，甚而也说不清朱自清为何要干事其时远在广西宜山的他为校歌谱曲”。攻击含糊的基工夫实是，张清常是联大校歌的曲作家。张谱的曲被西南联大采纳并流传于今，《作家考辨》还在追问为何请张清常谱曲，这还有真谛吗？尽管其时张清常在广西宜山，他能在1938岁首冬拿到委员剖释过的校歌词《满江红》，一定是校歌校训委员5东谈主中的一东谈主寄给他的。是以他才调把谱好的曲子寄回联大，最终被采纳。否则的话，以其时的通讯条目，张甚而不会知谈西南联大在制定校歌。至于张清常此前是否有音乐作品发表并不紧迫，有联大校歌一曲就足以解说他的音乐才调。在《献给国立西南陆续大学》组曲的首页，张清常标注 CP.24，No.1讲解这是他的第24件作品。
《作家考辨》说，“冯友兰自称是联大校歌歌词的作家，与张清常自称是联大校歌歌曲的谱者相似，二者王人是当事东谈主，如果采取抹杀当事东谈主证词的原则，冯、张二东谈主的说法王人应一并不予采信”。我弗成说翟先生有意掉包观念，谋划歌词作家问题，冯友兰说我方是歌词作家，才成为当事东谈主。张清常诟谇作家，对歌词弗成参与任何意见，若何能与自称是作家而况是校歌歌词委员会的主席相似成了当事东谈主了呢？如果诟谇谱发生访佛问题，张天然是当事东谈主，可当今是谋划歌词的作家问题，张提供的证言，若尊重事实，自当采信。
3）对于沈有鼎给清华大学校史办的信
《作家考辨》援用1981年5月15日沈有鼎致清华大学校史办公室的信四肢笔据论证冯友兰是歌词作家。该信说：“我紧记抗战时咱们到昆明不久，冯先生作西南陆续大学校歌《满江红》词，我当即谱了曲，虽然后未被采纳，词曲保存在档案里。今天我见到这份材料，照实是我写的曲，词照实是冯先生作的，与罗庸先生无关。但愿校史能忠于事实。因为传奇张清常先生（归拢歌词的曲作家）认为歌词是罗庸所作，这当是记错了，或者根蒂就弄错了。”
笔者认为，沈有鼎的信四肢笔据缺少劝服力。由于沈有鼎到清华大学查找档案的计较就是为冯友兰是校歌作家找笔据，这种预经营较无疑会干豫沈有鼎对档案内容考中上的判断力。当沈有鼎查到冯友兰手抄的歌词和我方谱曲的歌谱时就立即认定冯友兰是歌词作家，然而信一开头就说“我紧记”，讲解沈所得论断仍然是以个东谈主操心为基础的。由于两件档案均无签字，经过从1938年到1981年43年的期间间隔，咱们无法判断个东谈主操心的准确性，也就弗成放松采信沈有鼎的信四肢笔据来认定冯友兰就是歌词的作家。
另外，在谈到曲作家张清常作证时，《作家考辨》把张列为当事东谈主，说应该侧目。但在此处，对于同诟谇作家的沈有鼎，沈的信却成了紧迫笔据，在这个问题上《作家考辨》采纳了双重尺度。
4）对于校歌歌词与顾虑碑碑铭之间的关系
《作家考辨》说，“碑文校歌，一稿两用”，还说，“校歌词与联大顾虑碑铭文的一稿两用等等，王人在联大档案材料中得到解说”，是哪份材料解说了冯友兰所说的“一稿两用”，《作家考辨》并未具体列出，仅仅论证说，惟有碑文和校歌作家是归拢东谈主才调把校歌改成顾虑碑碑铭，否则就是涉嫌抄袭。这么解释是否合理呢？咱们如故重读一下此段碑文：“陆续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临了告捷之渴望；校以本日之到手，百里挑一不爽，若合符契。陆续大学之持久，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若歌词为冯友兰所作，赞辞如斯恣肆超逸，或有自重之嫌；若为罗庸所作，他当以受之有愧的心情愫谢冯友兰把校歌《满江红》改写成三字体诗，“勒为碑铭”，永存石上。再者，碑文中“爰就歌辞，勒为碑铭”一句，指出碑铭的出处，从学术角度讲，也相宜引文范例，不存在涉嫌抄袭问题。另外， 冯友兰写联大碑文，不同于作家表达个情面感而撰文赋诗，而是为顾虑在国难当头时合座师生所发扬出“坚忍坚卓”的精神和联大所取得的伟大成立。从某种真谛上说，创制校歌和草拟碑文是联大常委录用的任务，访佛于撰写责任回报。在清华大学档案馆保存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历史档案中有许多不签字信函、申诉和回报，有东谈主判断其中一部份就是冯友兰的手笔，文字间挥洒着他的才气。在1930-40年代，任文体院院长多年的冯友兰，仗义、大气、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但到1980年代，他却要为一首歌词的签字而多方求证，真可判若两东谈主了。
5）对于冯友兰在校歌作家相关材料中的误记
1968年冯友兰的布置材料和1980年《北京晚报》刊登的《来函照录》，其内容存在多处误记，与史实不符。在布置材料中，冯友兰称联大常委会录用他写校歌词，他写了《满江红》。1980年黄延复走访冯友兰时，冯仍称联大常委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并说不紧记另外录用过别东谈主。史实是，联大常委会并不是录用冯一个东谈主写歌词，而是由5东谈主组成校训校歌委员会，请冯任主席。此其一。其二，冯友兰请沈有鼎谱《满江红》曲的期间是在11月24日校歌委员会把歌词提交常委会之前，因为委员会的申诉中一经附上沈有鼎的曲谱。另外，沈谱最终并未采纳。其三，张清常的《西南联猛进行曲》是1946年的事。完成于1939年7月的《献给国立西南陆续大学》组曲（包括了校歌《满江红》和冯友兰的现代体诗）全由张清常谱曲，莫得采纳沈有鼎的曲谱。其四，张清常谱写的组曲歌片在1939年10月事冯友兰交给联大常委梅贻琦，与交待材料所说的内容和期间不符。其五，1980年11月23日《北京晚报》刊登的《来函照录》中冯友兰承认有校歌委员会，但称受校歌委员会公推，由冯握管写校歌。史实是在1930年10月30日之前，校歌委员会一经运行责任，10月30日的会议上，罗庸提交了我方所写的校歌词谱，会议通过了罗庸的歌词，但未通过曲。其六，从现代体诗《西山苍苍》发表的期间（1939年7月7日）上判断，该诗也不是冯友兰应张清常要求，特地为《西南联猛进行曲》而写的。由于内容上出现了千般误记，上述材料四肢笔据的劝服力也就大大减弱了。
6）在校歌评审阶段应该有几首歌词和曲谱投入了评审
据朱自清日志，1939年6月14日，听校歌演唱，也就是一次校歌评审会，投入东谈主除了校歌校训委员外，曲作家沈有鼎和马约翰列席投入，还有邀请了异邦语文系老师杨业治作评审东谈主。据杨业治回忆，歌词就一首即《满江红》，但有三支曲子，作家辨别是张清常、沈有鼎和马约翰。据知，张和沈的曲谱于今仍保存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据张清常回忆，在联大校歌详情之后，他收到在昆明责任的姐姐寄来的歌片，一共三张，一张是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另两张是沈有鼎和马约翰辨别谱曲的“西山苍苍”。据冯友兰回忆，有三首歌词，由冯友兰、张清常和马约翰作，其中，冯友兰自认写了《满江红》。前边说过，因校歌委员会莫得对外搜集歌词，张清常和马约翰也就不可能写校歌词。此外，1986年9月，张清常给黄延复和张源潜的复信中明确暗示就没写过歌词，张还计算粗略是他姐姐冒他的名写的。冯友兰也说有三支曲子，曲作家辨别是张清常、沈有鼎和马约翰。按照冯友兰的回忆，若三首歌词王人有东谈主谱曲，那就不单三支曲子，因张清常和沈有鼎王人谱了《满江红》，张清常还应该给我方写的歌词谱曲，马约翰也应给我方的歌词谱曲，“西山苍苍”也还要有东谈主谱曲，这么算来就有5支曲子了。鉴于杨业治、张清常和冯友兰王人回忆有三支曲子，衔尾朱自清的日志和档案材料，这三支曲子应该是张清常、沈有鼎辨别谱写的《满江红》、马约翰谱写的“西山苍苍”。 “西山苍苍”正是冯友兰所作，是以朱自清日志说“接受冯的歌词和马的谱。”据此，本次演唱会后校歌委员会排除了以前一经接受的《满江红》，改为接受冯友兰的“西山苍苍”。委员会还请马、沈、杨三东谈主修改马约翰写的谱子。从6月30日朱自清日志“三个委员痛快张的曲子，他们认为调子比歌词更紧迫”一句分析，应该是联大常委会对歌词《满江红》不甚舒适，委员会才改用冯友兰的“西山苍苍”。半个月期间畴前，马约翰的谱子只怕仍未改好，是以，委员会开会从谋划张清常的谱子动手，三个委员认为调子比歌词更紧迫，临了决定接受张清常的谱子。应该说是张清常的谱子调停了歌词《满江红》，使之最终得到校歌委员会的认同。同期，冯友兰词马约翰谱的“西山苍苍”也就被淘汰了。一周之后，7月7日冯友兰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修改后的“西山苍苍”。
7）冯友兰作“西山苍苍”歌词的写稿期间的推测
在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阶段，四肢校歌校训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写了一首歌词，抄录于此：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
同学们，莫健忘损失的家乡，莫亏负伟大的时间，莫耽搁难得的辰光。
连忙学习，连忙准备，抗战开国王人要咱们担当。
同学们，要利用难得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间，要还原损失的家乡。
底下谋齐整下这首歌词的写稿期间和校歌评比进程。
1938年10月6日，由冯友兰任主席的校歌校训委员会组成，委员有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此后应有一次会议，布置任务，谁拟校训，谁写校歌。据朱自清日志，10月30日委员会开会，罗庸提交了词曲，委员会接受了罗庸写的歌词，对曲子不舒适。底下责任是找东谈主谱曲，粗略这次会上冯友兰在建议让沈有鼎谱曲，是以我方抄写了歌词，交给沈谱曲。11月24日委员会再次开会，详情了校训“刚健笃实”和校歌词《满江红》以及沈有鼎的曲谱。送交联大常委会的材料上王人莫得写稿家的名字，如今，这些材料王人成为历史档案。
11月26日常务会开会详情校训，公布的校训是“坚忍坚卓”，只用了校歌校训委员会所拟校训中的一个字。看来常委们对校歌校训委员会的责任并不舒适，常委会莫得立即宣布校歌。冯友兰1968年回忆说，《满江红》提到常委会，有东谈主认为款式太旧，不像校歌的款式。对此四肢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天然要承担职守。应该就在此时，冯友兰写了口语体诗“西山苍苍”。之后，朱自清建议让张清常谱曲，并把两份歌词寄去了，两份歌词上辨别写有罗庸和冯友兰的名字。由于张清常更可爱《满江红》，就只给《满江红》谱了曲，并于1938年年底寄回西南联大。
比及校歌评审阶段，冯友兰请马约翰为“西山苍苍”谱了曲。同期将沈有鼎谱曲的《满江红》、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和马约翰谱曲的“西山苍苍”三份词谱油印成歌片，交试唱东谈主员演唱。1939年6月14日开会，这是一次评审会，除五位委员外，还请两位曲作家沈有鼎和马约翰以及外文系老师杨业治投入。不错推测，会议运行时，委员会主席冯友兰总结半年来的委员会责任，同期传达了联大常委对《满江红》的意见。听了试唱之后，委员会决定接受冯友兰的“西山苍苍”，但认为马约翰的谱子过于单调，遂请马约翰、杨业治和沈有鼎修改。可能到6月30日，谱子也莫得改好，委员会再次开会，五位委员中有三位认为，张清常的曲谱更好，还说调子比歌词更紧迫。临了，委员会决定用张清常的曲谱，也就等于接受了《满江红》。计算一下，那三位委员是谁，应该是朱自清、闻一多和罗常培。罗庸写了《满江红》，不好表态，冯友兰知谈常委们不可爱《满江红》才写了“西山苍苍”，也不好表态。应该说，是张清常的曲谱临了调停了歌词《满江红》，才被给与为校歌。
1937年7月11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112次会议方案，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上呈的校歌《满江红》。尽管6月30 上呈常委会的那张歌片有涂盖了作家的名字，但一定有未涂去作家名字的歌片保存在责任主谈主员及演唱者的手上，这也就是当7月24日联大常委会公布校歌的通知发布之后即有印有词曲作家的歌片出现。
8）《三松堂自序》中的朱自清日志
1984年冯友兰的自传《三松堂自序》由三联出书社出书，就西南联大校歌作家问题，冯友兰专门写了个附记。为了解说我方是歌词作家，冯友兰援用了三则朱自清日志。这些日志是冯友兰的家东谈主通过朱自清之子朱乔森从朱自清手稿中抄出的，属于首次面世。当今，把《三松堂自序》所引日志抄录于此：
1938年10月30日
下昼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咱们接受罗庸先生的词，但不诟谇。
1939年6月14日
下昼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杨、沈负责修正。
1939年6月30日
大学校歌委员会下昼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曲谱，三东谈主可爱张的歌词，大多数东谈主接受其曲谱胜过其歌词，他们痛快接受冯的歌词。
前两则与1997年出书的《朱自清全集》有个别文字上的进出。6月30日日志在《朱自清全集》中是：
大学校歌委员会下昼开会，谋划张清常曲，三个委员痛快张的曲子。他们认为调子比歌词更紧迫，冯的歌词早为宇宙所接受。
两书对比，差别不小。冯友兰写《三松堂自序》时，认定《满江红》是我方写的，从心理上讲，他无法接受“调子比歌词更紧迫”，在口述进程中重构了日志的内容，使我方的阐释更为合理，而未顾及朱自清日志的原文。之是以酿成这么的差错，应不是冯友兰故意为之。由于其时冯友兰的目力已弗成看书，惟有通过家东谈主和助手的诵读才调获得日志内容，然后就靠我方的操心力了。在《三松堂自序》媒介中，冯友兰明确说，该书大部天职容通过口述由助手笔录的。应该说，口述时出现空虚应在所未免。但是，对于日志，既然是全文援用，为什么在出书之前，不去查对日志原文呢？
《三松堂自序》曾使读者产生疑问，为什么朱自清会这么记日志？“三东谈主可爱张的歌词”，标明张清常也写了歌词，为此黄延复先生故意商量张清常是否为西南联大写过校歌歌词，张明确恢复莫得写过。张清常甚而计算是他在昆明的姐姐冒他之名，给联大投了稿。因校歌校训委员会并未向外界征求歌词，是以张清常不可能写歌词，他的姐姐也不可能投稿。因张清常未写歌词，那“三东谈主可爱张的歌词，多数东谈主接受其曲谱胜过其歌词”一句更是谈听途看了。《三松堂自序》如斯援用尚未发表的日志，让东谈主对朱自清日志产生不小的诬蔑。但《作家考辨》在此处的重视中说，“《自序》的引文系从《朱自清日志》的英文部分译出，和日后持重出书的《朱自清日志》兴味全同，但在文字上略有进出。”两书对比，不仅仅“文字上略有进出”，《作家考辨》居然不去闪现《三松堂自序》对朱自清未出书日志的转变。
1939年6月14日朱自清的日志说，“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杨、沈负责修正。”此处“冯的歌”的内容是什么，日志莫得抄录歌词，但上节内容推知，就是现代体诗“西山苍苍”。校歌委员们一定知谈联大常委会不认同《满江红》，才再行遴选“冯的歌”而排除了《满江红》。6月30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谋划张清常的曲子，并认为“调子比歌词更紧迫”，应该是由于马约翰等东谈主未能把“西山苍苍”的曲谱改好，这次会议才从张清常的曲谱动手。对于校歌来说，要平淡演唱，是以三位委员强调调子的紧迫性，同期，也为委员会向常委会讨教时提供了合理的事理。
6月14日朱自清日志中说 “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 6月30日说“冯的歌词早为宇宙所接受”，显著，马谱和张谱不是针对归拢歌词，就是说，两地点说“冯的歌”并不是归拢首词。要是归拢首词，就毋庸说“调子比歌词更紧迫”了。是以，张源潜判断，此日朱自清的日志有笔误，应该写“罗的词”。笔者认为当有漏字，因为上呈常委会的油印歌片上，《满江红》歌词的作家罗庸、冯友兰二东谈主，朱自清的日志应为“罗、冯的歌词早为宇宙所接受”，更符合其时的骨子情况。倘若朱自清的日志本中贴有那张油印歌片，冯友兰也就不会对日志中所记 “冯的歌词”看得那么重了。
还须讲解，朱自清的日志四肢原始贵府天然不错四肢验证校歌作家的笔据，由于朱自清的日志仅仅我方写，是不想给他东谈主看的，更不想印刷刊行，笔误和大肆应在所未免。是以说，这个笔据并不完好，还须其他原始贵府作补充。对此笔者想援用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不雅念》中的陈述，“在历史中，咱们依靠的是原始贵府。咱们不是依靠泰斗文献：也就是说，咱们不是十足受贵府提供者的学识和敦厚性所主管；因为咱们在某种进度上能够察觉和体谅他们的过失，并用其他种类的笔据来补充他们的信息。”朱自清是校歌校训委员会委员，他的东谈主品和学识更令东谈主敬仰，但咱们拿他的日志四肢笔据时，仍需要核实日志内容的正确性。
三、对于《作家考辨》的论证循序
1）一段推理
《作家考辨》中有一段推理，在列举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创作性情后，翟志成先生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创作家或有可能背诵不出我方畴前创作的某一首诗词，但却毫不可能在阅读到该词时，仍旧弗成详情我方就是该诗词的作家；他也毫不可能在阅读别东谈主的诗词时，误以为我方才是确切的作家。”
当今咱们应该仔细念念考一下翟先生的推理，先作念些简化并改成款式逻辑三段论的句式：
在正常的情况下，系数写旧体诗词的东谈主毫不可能把他东谈主的作品认作我方的作品
冯友兰是写旧体诗词的东谈主
是以，冯友兰也就毫不可能把他东谈主的作品认作我方的作品
问题是这个大前提是否竖立，就是说，作念出这个全称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是否能进行这么的测试，比如找10位60-70岁的诗东谈主，考中他们早年创作的几首诗词，再考中同期期、同题材的几首其他东谈主的诗词，混在沿路，以一种公开的、目田的方式让他们识别。就是10位诗东谈主王人辨别无误，仍弗成解说上头的判断为真，因为咱们无法保证第11东谈主进行这种测试时也不出错。是以，咱们只可认为翟先生所作念出全称判断仅仅一种猜想，一种推测，尚未得到解说，或者根蒂就无法解说。
粗略正因为如斯，翟先生接着说：“这是任何有过旧体诗词创作教会的东谈主王人应有的亲切‘体知’，亦然一般东谈主王人承认的知识。冯友兰的心智和操心力即不逊于常东谈主，他就不可能在联大校歌歌词作家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操心上的空虚’”。
当今翟先生把这个全称判断认定为“一般东谈主王人承认的知识”，无须解说。这么一来，就让东谈主认为翟先生所论确有兴味，我初度读到此时也认为对于旧体诗词造诣颇深的冯友兰来说，那种‘体知’当更为深刻，应不会记错。但这种自我认定“知识”的作念法，是不是太草率了呢？
咱们姑且接受其为“知识”的认定。翟先生在他的推理中，还加上了个适度语，“在正常的情况下”。上头我提到的测试，也但愿在“在正常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冯友兰把联大校歌歌词认定为我方的作品，偶合不是在“在正常的情况下”。那是在文革极为惨烈的时期，这在翟先生的著作中有多数的先容，此处不必多说。在阿谁时期，冯友兰的东谈主身目田莫得了，不错说念念考的目田也被适度了，他必须写布置材料。系数有过那种履历的东谈主王人知谈，翟先生所讲的 “趋吉逃难、劝赏畏罚是东谈主类自我保存的本能”，已不适用。为了完成布置材料，有几许东谈主给我方加罪名，把不是我方的问题也写在我方头上，以求尽早过关。在红卫兵采纳极点技能恐吓折磨之下，在相当畏缩相当弥留之中，冯友兰的操心力应不可能还如同“在正常的情况下”，出了问题是未免的，是以，也就可能把西南联大校歌歌词联想成了我方的作品。在布置材料中冯友兰说，所写的歌词站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态度”上，给我方加了不小的罪名。“自加罪名”是其时布置材料的平淡作念法，如果这种作念法仍属“趋吉逃难”的本能，就要再行界说何谓“吉”，何谓“祸”了。
既然翟志成先生对冯友兰的操心力充分信任，咱们把1968年布置材料中所默写的《满江红》对比一下原词，是不是翟先生所说的“十之八九”。冯友兰忘写了哪几句呢？“绝徼移栽桢干质，九有遍洒黎元血。”“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这四句是该词的中枢内容，是最不该健忘的。比如岳飞《满江红》，健忘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沉路云和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四句，能说记取其“十之八九”吗？（单就从字数上说，93字的词，忘了28个字，也只记取了70%）。另外，为了押韵，“绝徼移栽桢干质，九有遍洒黎元血”两句的规矩是倒置的，这一定让词作家费了不少心念念。是作家也就更不该健忘了。冯友兰写联大顾虑碑碑文时，将校歌歌词改为碑铭，那处是：“望华夏，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尔后两句，在碑铭中不详了。粗略正因为如斯，冯友兰对这四句印象不深而健忘了。
即便冯友兰在文革中的操心力未受影响，用1968年的布置材料能否四肢紧迫笔据来论证冯友兰是联大校歌的词作家？笔者认为，回答是含糊的，因为违犯了证东谈主自觉作证的原则，布置材料不是作证东谈主自觉写的。冯友兰在极点技能的恐吓之下写布置材料时，绝非自觉。在精神畏缩心思弥留的情状下，仅凭操心写30多年前的履历，根蒂无法保证所写内容在史实上的准确性，这么的文字岂肯用来作证呢？此外，这种布置材料，若以断案论，也仅仅供词。供词如何能四肢中枢笔据？重笔据轻供词，应是断案的知识。
2）对于《作家考辨》对《制作经过》论证循序的月旦
《作家考辨》论证冯友兰是校歌歌词作家的进程中把西南联大的档案和久了联大校史研究者所举笔据四肢外缘材料，未予富饶爱重，却过分强调冯友兰在文革中布置材料的史料价值来为冯友兰的自我承认求证和辩说，而求证和辩说的笔据又不充分，是以所得论断的委果度也就大大裁减了。翟志成先生月旦黄延复张源潜在《制作经过》中回击了历史验证的基本原则，一下子列举了四个，骨子上，违犯这些原则的恰正是他我方。
其一，偏信则暗，这是针对《制作经过》采纳了张清常的举证而言的。咱们从1980年7月19日张清常给黄延复的复信中知谈，张清常所提供的校歌歌词作家的印迹，黄延复在联大档案中基本上找到相关档案材料。黄延复等东谈主之是以慑服张清常的证言，是他们依据张清常提供的印迹在联大档案中找到了互相印证的历史材料，不错说是“百里挑一不爽”。与其说黄延复等慑服张清常的证言，不如说他们慑服了档案中所保存的史料。不仅如斯，从黄延复的《西南联大校歌考》中知谈，黄延复还走访了其他东谈主，比如郑天挺、章廷谦，他们回答称紧记作家是罗庸。黄延复认为，仅凭紧记弗成四肢笔据，是以莫得援用。
翟先生说，“验证者必须屏除个东谈主的好恶成见”，《作家考辨》一文，要论证冯友兰是联大校歌的作家，所用的笔据大多与冯友兰偏执家东谈主相关联。除了冯友兰的布置材料和答辩词之外，获得朱自清的日志，杨业治的回忆文字，沈刚如的证言，还有沈有鼎到清华大学档案馆的查证，均是冯家的亲为或受冯家录用。这种“内举不避亲”的取证方式，其所得笔据的公谈性和客不雅性，《作家考辨》从未质疑，咱们弗成不怀疑翟志成先生的个东谈主成见和偏信则暗的倾向。
其二，秦伯嫁女。《作家考辨》说黄延复等东谈主在史料的欺骗上，采纳外缘材料含糊中枢材料。如何认定一份材料是中枢如故外缘，弗成凭对所要论证的论题是否故意，要根据材料与事件的相关进度、公谈性和公开性。翟志成先生认为黄延复通过张清常提供的印迹找到的的歌片属于提拔性的外缘材料，事理是张清常远在广西宜山，在校歌制定的进程中全不在场。翟先生果真要学老衲断狱了，不在现场者的证言怎可轻信？从1967年联大学友从好意思国带到台湾的歌片，1994年从罗庸先生遗物中发现的歌片，到2000年司徒华先生得到剪自《联大学友通讯录》中的歌片，期间跨度之大，地域限制之广，王人讲解其时校歌的深入东谈主心，让东谈主甚为感概。所谓“礼失求诸野”，以这些私东谈主的保藏四肢校歌作家的笔据，不是凭几个东谈主靠操心所写的解评话所能含糊的。由“庙堂”到“乡野”保存着完好且丰富的校歌材料，咱们有充分事理把这些保存数十年的校歌歌片四肢历史验证的中枢材料。
翟先生认为朱自清的日志、冯友兰的布置材料才是中枢材料。对于朱自清日志，前边一经谋划过，冯友兰在援用朱自清未刊日志时修改了日志内容，使之与我方的操心相符合。当今谈把朱自清日志用作笔据的问题，《作家考辨》所举的4则日志，或有作家而无歌词，或有歌词而无作家，而所举作家又前后不同。拿这么的日志四肢笔据是不充分的。若要劝服东谈主就应有其他笔据来佐证，如果莫得其他笔据，朱的日志就成了孤证，所谓“孤证不立”，是历史验证的基本原则。这么的笔据岂肯认为是中枢笔据呢？此外，在朱乔森为《朱自清日志》写的编跋文中说，朱自清的日志是不准备发表的。由此讲解日志的奥妙性，日志所记内容仅仅本东谈主所激情的，记事也过于节略，写完后也不会像写诗文时那样持重修改。这么的文字朱自清本东谈主不想公开导表，天然也就不会痛快让东谈主选出孤单的两条来用作笔据。朱自清的后东谈主十足有事理远离冯家查阅日志手稿的要求，若如斯，冯家就拿不到所谓的中枢笔据了。
还要说一下冯友兰在文革的布置材料，翟志成先生用了许多翰墨把交待材料四肢反证法的紧迫笔据来陈述。用1960年代冯友兰的个东谈主回忆解说其1980年代的个东谈主回忆，即便内容十足调换且与史实相符，亦然自说自话，同义反复，怎就成了反证法的笔据呢？如果要用反证法，应该是来自罗庸一方的材料，就是拿出罗庸含糊我方是歌词作家有用材料四肢笔据，这么对于冯友兰是歌词作家的论证，才组成反证法，且不辨自明。
其三，《作家考辨》说黄延复等东谈主在处置材料上采取实用方针的气派。月旦黄延复等东谈主莫得采信朱自清的日志，杨业治的解说和沈有鼎的信。对于朱自清的日志和沈有鼎的信在前边一经交待了。当今谈杨业治的回忆。1981年冯友兰的支属得到杨业治的证言是，“我曾投入西南联大校歌歌曲谱的核定责任，紧记很明晰，有一首曲的作家是马约翰，自后未采纳。词即是当今的《满江红》词，词的作家不详。”到1990年代初，杨业治在撰写对于西南联大的回忆著作中说，在这次会上（1939年6月的校歌评审会），看了三份校歌，“立即主张采纳罗庸词、张清常曲的《满江红》为校歌。《满江红》词的田地与岳飞的《满江红》有许多相似处，它受到了岳词的启发。历史环境的相似，悲愤昂然的心思相似，甚而个别处遣意亦相似。歌词与调子相当吻合。前半阕的颓落沉稳，后半阕的腾贵欢快，表达了咱们百年来的积愤和本日雪恨图强的决心。这即是咱们那时的情感”。看来，期间和处境会改变东谈主对归拢事件的不同表述，杨业治的两次回忆，互异不小。《作家考辨》采纳了前一次回忆，而铁心后一次，我想这才果真实用方针的气派了。
对冯友兰操心力的判断，翟先生著《冯友兰的两则误忆》专门验证《三松堂自序》中的两则误记。该文从历史事实开拔，广征博引，体现一位历史学者的验证功力。该文还从表面角度上解释冯友兰回忆中出现的舛误，其中说“‘社会’制约了回忆的标的，‘利益’提醒了回忆的取舍和重构，而感性又合理化了业已被取舍和重构的回忆。”但是，对于冯友兰自认是联大校歌歌词作家的回忆文字，《作家考辨》说，“冯友兰年届髦耋-----但却仍然心智爽快，操心力亦无彰着减退的迹象”，不承认冯友兰会发生误忆。对于出自归拢册书（《三松堂自序》）的内容，发现与论题无关的误忆就旁征博引，多方验证以解说冯友兰所忆误在何处。而要使用所忆的内容四肢笔据时，又充分慑服冯友兰的操心力，认定所忆内容无误，这能说是一位历史验证者所应有的科学气派吗？对冯友兰的回忆内容是否准确，不是根据冯本东谈主所称操心力是否可靠，而应该对其所忆内容用翟先生我方在《冯友兰的两则误忆》中所用的循序进行充分验证之后再认定，才调幸免实用方针。
其四，对于推理问题，《作家考辨》月旦《制作经过》奢侈推理。黄延复看到1939年6月30日呈送给联大常委会的歌片上原有“罗庸、冯芝生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制谱”字样，有红、黑两色墨迹涂盖了冯芝生，玄色墨迹涂盖了其他名字，就推测是冯友兰先用红笔先把我方名字“冯芝生”涂去了，暗示我方不肯签字。这种推理十足是善意的，标明四肢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虽对校歌歌词有孝敬，却有功不居。翟志成先生也有推理，他认为1938年11月24日朱自清日志中抄的歌词是冯友兰所作，并推断说本次委员会推翻了前次会议的方案，用冯友兰的代替了罗庸的。这种推理站得住脚吗？在1938年10月30日之前各委员就运行写校歌了，是以在30日委员会开会时才审议并接受了罗庸的词，但未通过曲。此后，委员会的责任就应是找东谈主谱曲。也许就在10月30日到11月24日这段期间里，朱自清把歌词寄给张清常，冯友兰把歌词交给沈有鼎。沈很快谱完，并在11月24日的委员会后的申诉中附上了沈的歌谱。张清常因远在广西，邮路不畅，张谱的曲莫得能实时寄回。在1938年底，联大校歌委员会收到张清常谱写的歌谱，那封面上署有罗庸作词。如果说朱自清在寄信时把歌词作家的签字搞错了或者张清常把作家签字搞错了，朱自清偏执他校歌委员（包括罗庸）在接到张清常寄回的歌谱后会立即改正，不会把签字有误的歌谱交给委员会并归档，更不会据此印成歌片。翟志成先生不睬会联大档案中依然保存的完成于1938年12月底的歌谱，凭逻辑推理得出11月24日会议含糊了10月30日会议的论断，是不是过于草率了。
3）对于《作家考辨》的验证循序
对于验证，王国维曾与友东谈主谈：“晚世学东谈主之敝有三：损益媒介，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握孤证，古训晦滞，蔑绝剖析，三也。必湔三陋，始可言验证。”尽管王国维所论是对于古文字的验证，但咱们从《作家考辨》中发现访佛于王国维所月旦的表象，是以弗成不质疑著作的论证循序和论断。翟志成先生自称已“含糊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说其“务矜创获”应不为过。
《作家考辨》有多处不顾历史验证的基本原则，把过多的个情面感带到史实验证中。文中说大陆学者因对冯友兰有成见，才“屏障了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并说，如果声称我方是联大校歌歌词作家的东谈主，换成了陈寅恪、汤用彤、金岳霖，“他们的碰到将会和冯友兰十足相背。”这种实验十足是翟先生的一厢宁愿，系数大陆学者难谈王人无视历史验证的基本原则而全凭“成见”行事吗？即即是上述三位学者也如冯友兰那样自我声称，也一定会有东谈主根据史料探究历史真相的。对于大陆学界对校歌歌词作家的认定，试想那么多研究和撰写联大校史的学者，翻遍了历史档案，莫得发现冯友兰是原创作家的委果笔据，惟有采纳距歌词创作期间最近的文字档案，如1938年12月张清常的歌谱（歌谱注“罗庸作词”）及1939年6月30日的油印歌片（在油印歌片上有“罗庸、冯芝生作词”的字样，在呈送常委会之前涂去了作家的名字）来求证。若真发现了故意于冯友兰的可靠笔据，我想，那么多校史研究者总不会王人对冯友兰有成见而不尊重历史事实吧！
《作家考辨》与其说是考辨，不如说是在为冯友兰是校歌歌词作家这一预设的论断求证。比如，1938年11月24日校歌校训委员会上呈联大常委会的手翰歌词为冯友兰的手迹。《作家考辨》说，“尽管申诉中并莫得说起校歌歌词和歌曲谱者的名字，但冯氏亲笔手翰之校歌歌词原件，现与申诉一并存于清华档案，此亦可为冯氏乃校歌作家之说作一干证。”对于函件和歌词抄件均为冯友兰的手笔，《作家考辨》还说：“冯友兰上呈常委会时，为什么回击直附上罗庸手写的歌词原件？为什么专爱努力又不助威地把罗词抄一遍？”是以，翟先生认为“如果罗庸果真联大校歌歌词的作家，现保藏在联大档案中的歌词原件，便应该出于罗庸的手翰。” 《作家考辨》的分析于隐微之处，推测琢磨了诸多方面，计较是要实验出那份手写抄件也可四肢笔据，即使是一条干证。然而，据朱自清10月30日日志，“咱们接受罗的词，但不诟谇”，咱们不错作出另一种推断。罗庸提供给委员会的歌词是带有谱子的，并不是单纯的歌词。这次会莫得接受罗谱写的曲子，粗略就在这次会上，冯友兰建议让沈有鼎谱曲，是以我方提笔抄录罗庸所写个歌词，不及百字的词，也无须布告代劳，况且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时布告应不在身边。冯友兰抄写的歌词，交给了沈有鼎，沈谱好曲后，当将曲谱和冯抄的歌词一并交给校歌校训委员会。之后委员会把沈的曲谱油印了，因抄件上莫得作家名字，沈的歌片上也就莫得作家的名字，不签字也可能是委员会的商定。是以，在11月24日委员会上呈的歌词《满江红》是冯友兰书写的，歌片是油印的。由此不错认为，把手写的歌词四肢一个干证亦然不可靠的。
《作家考辨》把笔据判定为外缘材料和中枢材料。何谓外缘材料？因张清常远在广西，不是校歌校训委员会的成员，他提供的曲谱上虽署有罗庸作词，但还要靠朱自清的信函来解说，张清常拿不出朱自清的信函，他的曲谱就“只不外是外缘材料”。清华大学档案馆保藏的张清常的曲谱原件，一件材料成为档案要经过认定、编目、收存等一套完好的手续，每一标准王人要经过多东谈主之手，才使一份材料具有的史料价值。是以，张清常的曲谱一朝四肢档案保存，就不再仅仅张清常的个东谈主材料了。另外，1939年6月在校歌评审阶段，把张清常谱写的《满江红》油印成歌片。歌片上词作家有两个东谈主，即罗庸和冯友兰。其时远在广西的张清常一定不知此事，那一定是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决定。况且，曲谱要油印，原稿须经校歌校训委员会详情，刻版后也须有专东谈主校对，才调印刷。是以那份存于档案馆的歌片，一经从张清常的曲谱变成校歌校训委员会的文献。这么看，油印歌片也就成了《作家考辨》所论定的中枢材料。《作家考辨》对材料判定的依据是翟先生自我认定的。不难矫健为什么《作家考辨》论断处说“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解说”，因为翟先生总不错把新发现的材料，只须对我方的论断不利，就认定为外缘材料而不予搭理。《作家考辨》的论证循序为作家始创，并据此认定所得论断是理之当然的，骨子上，这不外是作家我方的一厢宁愿结束。
另外，翟志成先生把全部论证论断建造在荣幸的心理上。对于1938年年末朱自清寄信给张清常及所附歌词，翟先营业象那封信很难找到，或者根蒂找不到，是以说，“张清常如故得必须出示朱自清的来函以释众疑。倘若拿不出朱氏的来函，便惟有俯首认输。但黄延复、张源潜在拿不出中枢笔据的困境下，却居然之外缘笔据，企图推翻冯友兰的中枢笔据。”试想，如果某一天，找到了朱自清的原信，那是翟先生所认同的中枢笔据，他的四万字的论证大厦不就透顶坍弛了吗？当今，冯友兰在朱自清日志的援用上竟出现诸多问题，《作家考辨》所依据的中枢笔据并不可靠，那么，翟先生是不是“惟有俯首认输”了呢？
四、结语
对于歌词《满江红》的作家签字，1938年年末张清常在所寄曲谱上只署罗庸一东谈主。因为其时如果朱自清不给张清常寄歌词，远在广西的张清常也就不可能知谈联大正在创作校歌。张清常在1938年年底把我方谱写的校歌曲谱寄给西南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讲解此前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给他寄去了歌词。由此咱们不错认定《满江红》的原创作家是罗庸。趁便说一下，罗庸为西南联大写校歌之后，又为云南玉溪中学写了校歌，歌词中有：“先忧后乐希前哲，鉴往知来惜寸晷。数今朝，滋兰九畹春风暖；待看取，桢干千章夏木森”一段，“希前哲”“桢干”词语在两首歌词中的重迭使用，也为罗庸是《满江红》的原创作家提供了内在依据。
1939年6月的油印歌片上署罗庸、冯友兰二东谈主，据黄延复先生推测，在定稿阶段，冯友兰提出把“倭虏”，改为“仇寇”，也就成为歌词的作家之一。在校歌评审时，把两东谈主名字印在供试唱用歌片上，至于在上呈联大常委的歌片上为什么涂去作家的名字，对其给出合理的解释并广为认同，实非易事。琢磨到校歌歌词由专门委员会指定草拟东谈主及最终认定，不十足属于个东谈主创作，不妨把1939年6月的油印歌片四肢起原版块，以此为据，认定罗庸和冯友兰同为歌词作家。
附录：
国立西南陆续大学校歌《满江红》
罗庸、冯友兰 作词
张清常 作曲
大大小小，辞却了五朝宫阙。暂容身衡山湘水，又成判袂。绝徼移栽桢干质，九有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东谈主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结果仇寇、复神京，还燕碣。